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概总未摆脱“乡土中国”的桎梏，中国文学似乎总脱不了沉重的乡土传统，哪怕我们早已处在城市化的洪流中，也还是容易掉入城乡对立的思维定式，我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认知和想象甚至不如七八十年前的老舍先生来得透彻，写出的作品不是假模假式，就是隔靴搔痒，总难有《骆驼祥子》那样的质朴妥帖和刻骨铭心。尤为重要的，或许还是我们对现代生活的把握能力，对现代人的体恤和理解。
最近读了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忽又觉得他敏锐地扩张了当代文学的书写维度，更深一层写出了众生的世界，写出了撕扯不清的现代生活。回头看徐则臣写于2006年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以卖盗版碟维生的敦煌，自行车被盗，被假警察讹诈，跟夏小容、七宝的暧昧关系，这个干着违法营生的'主人公，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几乎就是步骆驼祥子的后尘，甚至比祥子更惨，祥子尚且拿北平全个的城当作自己的家，敦煌则“一直担心一转身北京就变了”，北京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北京，他只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或也只能到此为止。
《耶路撒冷》延续并扩展了徐则臣的北京故事，只是它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将北京处理成了人物的背景，把初平阳、易长安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地点放在了他们故乡花街。初平阳返乡处理老宅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的《故乡》，只是鲁迅小说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重在表现在对故乡的悼惜，他的离乡意味着开始“新的生活”。《耶路撒冷》则不然。此前，离开鲁镇意味着新生活，去北京意味着新的生活，可是现在，似乎回到花街才有新生活，离开北京才有新生活，“到世界去”才有新生活。所以，这里的初平阳的还乡之旅有了不同于鲁迅老舍时代的现代意味，鲁迅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拥有确凿的故乡，而今，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无根无由的“氓”。就此而言，《耶路撒冷》的人物设计也大有用意，有要到耶路撒冷求学(或说寻求信仰)的社会学博士初平阳，有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杨杰，有“假证制造业”头号人物易长安，有流浪过大江南北的打工者秦福小，有曾跟从初平阳“北漂”过的前女友舒袖，以及花街本地的各路人等，仅从这样的人物网络即可看出作者无意专写某一类特定的人，而是尽量写出种种人，写同一个世界的“我们”，这样当然要比单纯写一祥子、写一许三观更具繁复感，可以让我们发现世界的浩渺虚无。
《耶路撒冷》无疑具有须弥于一芥的架构意识，作者并未以对立的方式处理北京与花街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把初平阳、易长安们简单处理成“长安居大不易”的牢骚分子，他只是抱着“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态度，让他们“各从其类”，各有其心思，各有其裁夺。徐则臣写出了“小民”的大千世界，以及“我们”的万种乡愁。